解焱，保护地友好发起人

自然是人类的宝贵财富，它是“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欣喜，是“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的新奇，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的探寻……在大自然里，人与野生动物互相依存、休戚与共，这也是大自然美之所在。为了追求这样的美，解焱一直为此而不断努力。

来自地球另一端的启发

解焱出生在四川大凉山的少数民族地区，在眉山农村长大。小时候，每天上学都沿着小河和农田行走，乡村里优美的自然风光，一花一树、一鸟一鱼，都有着无穷的朝气和生机，这一切让解焱的内心深处充满了对大自然的依恋和热爱。在她的眼中，自然是神秘的，吸引着她去探索，野外是自由的，可以让人任意驰骋。

一次偶然的机遇，她读到了《我和黑猩猩》这本书。书里讲述了野生动物学者珍妮·古道尔在非洲观察黑猩猩的故事。古道尔凭着一腔热血，二十岁出头就来到肯尼亚研究自然与生物，度过了三十八年的野外生涯。她奔走于世界各地，呼吁人们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地球的环境。

也许是被古道尔的故事所打动，又也许是将古道尔作为自己的榜样，解焱开始热衷于研究野生动物和野外考察。因此考大学时，她的十多个志愿中，除了一个是应用数学之外，全部都是生物学。最终，她如愿以偿地进入南京大学的生物系动物学专业学习。

经过系统的学习，大学毕业后解焱顺利地进入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工作，成为野生动物保护研究人员，逐渐开始接触和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领域。

2005年7月，解焱开始担任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领导WCS开展对西部地区藏羚羊、马可·波罗羊、东北虎、扬子鳄和斑鳖的保护工作，同时还从事华南地区减少野生动物消费和控制野生动物贸易的有关工作。二十年以来，她一直在尽其所能地保护野生动物。

从保护区到保护地友好

“我以为我会像珍妮·古道尔一样一辈子在野外从事研究工作。”解焱说。但是，在从事近二十年的保护工作后，解焱逐渐开始有了新的想法，“过去二十年从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我觉得始终没有解决保护工作的可持续机制问题。”

在从事东北虎、扬子鳄等野生动物的保护过程中，解焱经常和同事们一起到野外清理农民安放的捕捉动物的器具，也经常到保护区引导当地居民减少农药化肥的使用，但是收效甚微。

“我们每年都组织去东北虎保护区清理套子，往往是前脚刚清理完，农民后脚就又安放上去。其实最根本的原因是，保护区不但没有给当地居民带来经济效益，还一定程度上伤害了他们的利益，比如有时候老虎咬死当地居民放养的牛羊。”

除了这个问题以外，保护工作的经费来源也是一个大问题。“我们过去依靠申请国家项目经费来维持保护工作的开展，但这些经费也是逐年减少的。”

如何获得保护工作的可持续经费支持？如何让保护区居民心甘情愿地支持甚至参与保护工作？解焱和她的同事们有过深入的思考。

2012年，解焱开始在东北虎保护区的珲春地区发起一次尝试。这个地方是每年上十万只候鸟的停留栖息地，他们在农民种植的稻田里休息觅食，所以当地粮食的污染程度对大雁的生存繁殖有着直接的关系。

“当时，我们与当地的农民合作，承包了几十亩地，开始种植不施加除草剂等农药化肥的大雁米。”非常幸运的是，大雁米的尝试获得了成功，在试验的第二年就获得了较好的收益。

“我们相信，大雁能吃的米就是非常健康的米。”实际上，这种大米也得到了公众的认可，大雁米对外发售，获得的经济收益也补贴了当地的保护工作者和农民，这大大促进了当地居民参与种植大雁米的积极性。

这次尝试，让解焱看到了希望，她和她的团队根据这次尝试总结出了一种模式，起名叫“保护地友好体系”。为了使这种体系更加成熟和完善，她邀请全国200多位各行各业的专家参与讨论，设计框架、寻找试点，帮助农民种地，和当地的NG0一同组织，进行产品策划、品牌建设，从管理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和大型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合作，让保护地友好体系发挥真正有效的作用。

如今，保护地友好体系已经在在云南，四川，贵州，海南，山东等全国15个地区推广开来。解焱仍不满足于此，她希望能发动更多的城市居民参与到保护地体系里来，于是开始尝试在大城市建立连接保护地与城市的驿站，通过驿站向城市居民宣传和培训动物保护的知识、理念、推广保护地的产品等。“通过驿站，你不用放弃工作，放弃高薪，也不用非常辛苦地天天在野外做跑，也能参与保护工作。”

事业的蒸蒸日上，使解焱有种紧迫感，时时要考虑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我想将现在的保护地友好体系建设成永久性的体系，未来可以涉及成千上万的保护地——从中国到全球的保护地。”

这不仅是解焱一个人的心愿，也应该是所有人共同努力的方向——在享受大自然的同时，成为自然保护地的坚强后盾。